叶文榜
我从2007年底开始接触商会工作，亲身参与了一家异地商会的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。算下来，担任秘书长一职将近二十年，同时兼任商会党支部书记也有十多年。这二十年里，我经历过创会时的举步维艰，也品尝过服务得到认可的欣慰；见识过会员企业的兴衰起伏，也思考过商会存在的真正价值。很多人问我：异地商会到底能给会员带来什么？服务怎么做才不流于形式？党建在商会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？借着这个机会，我把近二十年的体会梳理成几点，既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总结，也希望能给同行一些参考。
一、创会之初：服务是凝聚人心的唯一纽带
2008年初，我们几位发起人在异地打拼多年，深感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孤独与不易。大家一商量，决定成立属于自己的商会。创会时只有十几家企业，办公地点是会长提供的100多平米。那时候我就明白：商会不是行政机构，没有人给你拨经费，也没有人必须听你的。要想留住会员、吸引更多乡友加入，唯一的办法就是——实实在在的服务。
记得第一年，一位做建材的会员被本地一家大企业拖欠了三十多万货款，对方仗着地头蛇身份百般推诿。这位会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商会。我当时对法律也是一知半解，但硬着头皮帮他联系了相熟的律师，又动用商会的关系与对方坐下来谈判。前后跑了九趟，最后不仅要回了欠款，还帮会员争取到了一笔违约金。这件事在乡友圈子里传开后，一下子有二十多家企业主动要求入会。我由此体会到：服务不在于多花哨，而在于能不能解决真问题。哪怕你只帮会员办成一件事，他都会记住你一辈子。
二、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：从“搭台”到“唱戏”
商会最常见的服务就是搞活动、开大会、发通知。一开始我们也走过弯路，一年开几次大型联谊会，台上领导讲话，台下各玩各的手机，效果很差。后来我反思：会员企业真正缺的不是热闹，而是商机。
于是我们调整思路，把活动做小、做精、做实。比如每月举办一次“行业私董会”，每次只邀请8到10家同行业或上下游的会员企业，不谈虚的，就围绕“你有什么资源、你需要什么资源”展开。有一家做包装印刷的会员企业，通过这种小型对接会，结识了同乡里做食品电商的公司，双方一拍即合，第二年就达成了每年三百万的包装订单。这种实实在在的对接，比开一百次大会都有说服力。
另外，信息不对称是异地企业最大的痛点。我们在商会内部建立了分级信息共享机制：日常政策变动、行业动态通过微信群及时推送；重大招商引资信息、土地或厂房转让信息，则通过秘书处一对一精准匹配。我要求秘书处的同事必须“懂行”——你要知道谁家做五金、谁家做物流、谁家正想拓展市场。做不到这一点，信息就是死的。
三、政企沟通与维权服务：秘书长要敢说话、会说话
异地商会的另一个核心价值，是充当会员企业与当地政府及家乡政府之间的“缓冲带”和“传声筒”。很多企业家怕跟政府打交道，怕说错话、怕被穿小鞋。这时候，秘书长就要站出来。
记得有一年，本地出台了一项环保整治政策，涉及多家制造类的会员企业。政策本身没问题，但执行中“一刀切”，要求所有涉事企业半个月内关停整改，而这些企业很多订单排到了下季度，一旦关停损失巨大。我连夜整理了一份情况说明，附上会员企业的实际困难和整改方案，主动约了区环保局的负责人汇报。对方起初并不重视，我又通过商会的顾问团——几位退休的老领导——出面协调。最终，区里同意分批次整改，并给予三个月过渡期。这件事以后，商会在会员中的威信一下子立了起来。
我的体会是：维权不是对抗，而是沟通。秘书长要懂政策、懂法律、懂企业，更要懂得“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”。不要一上来就拍桌子，而是用数据和事实说话，站在公共利益和企业发展的平衡点上提建议。做到这一点，政府部门其实也愿意听。
四、金融服务：从“帮借钱”到“教理财”
中小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是个老话题。商会早期也搞过银企对接会，请几家银行来介绍产品，但效果一般——银行要抵押、要流水，很多小微企业根本达不到门槛。后来我们换了个思路：不追求“大而全”，而是找那些对本地商会有深入了解的城商行、农商行，甚至村镇银行，为他们定制“商会信用贷”。商会负责初步筛选和推荐，银行则适当放宽条件。几年下来，累计帮助会员企业获得授信超过两个亿，坏账率却极低，因为乡情本身就是一种信用约束。
最近五六年，我又发现一个新问题：很多会员企业主只知道埋头苦干，对金融工具一窍不通，有的甚至因为盲目担保、乱投资吃了大亏。于是我们开始增加金融知识讲座，不是推销理财产品，而是请专业人士讲“如何识别非法集资”“什么样的担保合同不能签”“企业主怎么管理个人与公司资产边界”。有一次讲座后，一位做餐饮的会员当场退出了一个承诺年化15%的“项目”，后来那个项目果然爆雷，他专门请我吃饭，说商会救了他半辈子积蓄。这让我意识到：好的服务，既要“锦上添花”，更要“雪中送炭”和“防患于未然”。
五、法律服务：把纠纷化解在法庭之外
会员之间、会员与外部企业之间发生经济纠纷在所难免。商会早期更多是“救火”——等事情闹大了再找律师打官司。后来我发现，很多纠纷其实可以在早期通过调解解决，既省钱又不伤和气。
我们成立了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，聘请几位有法律背景的乡友担任调解员。调解的原则是：不偏不倚，以乡情为底色，以法律为准绳。有一回，两家会员企业因为一笔五十万的货款闹得不可开交，供货方要起诉，收货方说产品质量有问题。我们调解员没有急着判对错，而是先去双方车间实地看了产品，又调出了合同和来往微信记录。最后发现是收货方换了一种新工艺，原来的包装材料确实不太匹配，但也不是完全不能用。调解员提出一个方案：货款打九折，供货方协助改进包装。两家老板坐下来谈了半小时，握手言和。如果真去打官司，且不说律师费和时间成本，两家以后在商会上见面都尴尬。
调解委员会成立五年来，累计调解成功四十多起纠纷，成功率超过百分之八十。这比任何一场法制讲座都更让会员感受到“商会有用”。
六、党建领航：把“红色引擎”植入商会血脉
作为商会党支部书记，我想专门谈谈党建工作在异地商会中的重要作用。早些年，很多人认为商会搞党建是“形式主义”，企业家忙着做生意，哪有时间开会学习？我也曾有过这样的困惑。但十多年的实践告诉我：党建不仅不是负担，而是商会的“定盘星”和“粘合剂”。
首先，党建解决了商会“往哪走”的方向问题。 商会会员成分多元，价值观各异，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支撑，很容易变成纯粹的“利益俱乐部”。我们党支部成立后，坚持每月一次主题党日活动，内容不搞照本宣科，而是把党的方针政策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。比如学习“共同富裕”时，我们组织会员讨论“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”，最后有十几家企业主动参与家乡的乡村振兴项目，捐款修路、助学助老。这件事让会员们真切感受到：听党话、跟党走，不是空话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。
其次，党建为商会服务会员提供了新的抓手。我们设立了“党员先锋岗”，由支部里的企业家党员带头，主动对接困难会员。有一家做外贸的小企业，疫情期间出口订单锐减，面临倒闭。支部里的两位党员企业家主动伸出援手，一个帮他消化库存，一个介绍内销渠道，硬是把这家企业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受助企业的老板后来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他说：“我看到党员是真的在帮人。”此外，我们还成立了“党员志愿服务队”，在抗洪救灾、疫情防控中冲锋在前，既为商会赢得了社会声誉，也让会员企业感受到组织的温暖。
再次，党建促进了商会与政府、与其他商协会的良性互动。 因为有了规范的党支部，我们与属地街道、工商联的沟通更加顺畅，很多政策信息、评优名额会优先考虑我们。同时，我们与家乡驻外流动党委紧密联动，共同服务在异地的流动党员和乡友，形成了“党建带会建、会建促党建”的良好局面。每年七一，我们组织党员企业家赴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，既接受了教育，又增进了乡情，很多合作就是在返程的大巴上谈成的。
我的体会是：商会党建不能搞“两张皮”，不能为了应付检查而做表面文章。要把党旗插在服务会员的第一线，让党员成为会员最信赖的人。现在，我们商会党支部从最初的3名党员发展到22名，还有十多位企业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这充分说明：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，做强了就是凝聚力，做细了就是服务力。
七、对同行的几点真心话
说了这么多成绩，也得说说这二十年里看到的不足和教训，与同行共勉。
第一，切忌“衙门化”。有些商会刚办出一点名堂，秘书处就开始端架子，搞等级，会员来了要预约、要填表。我始终要求秘书处：不管你是百万身家还是刚起步的小老板，进门先泡茶，有事说事。商会不是机关，我们是服务员，不是管理员。
第二，服务要“分层次”。小微企业需要的是信息、融资、维权；大中型企业可能更需要品牌推广、产业对接、政府关系协调。用一套服务打天下，必然两头不讨好。我们后来建立了会员分级服务体系，普通会员享基础服务，理事、副会长级别享增值服务，同时设置“专委会”——比如制造业专委会、商贸专委会、青年创业者俱乐部，让不同的人群找到自己的圈子。
第三，数字化不可缺，但不能取代温度。 这两年我们也开发了商会小程序，可以在线报名、查询资源、发布供需，确实提高了效率。但我反复跟同事讲：再好的系统也代替不了一次面对面的握手。秘书处的同事每个月至少要走访五家以上会员企业，不是去要会费，而是去问“最近有什么困难？需要商会做什么？”这种温度，是商会区别于任何商业平台的根本。
第四，关于会费。这是最敏感的话题。我的原则是：取之于会员，用之于会员，账目公开透明。每年会员大会上，我会把每一笔大额支出逐项讲清楚。同时，会费标准要合理，不能把会费当成创收手段。商会真正的活力在于服务创造的价值，而不是会费的高低。我们商会三届理事会下来，会费标准从未涨过，但会员数量翻了五倍——因为大家觉得值。
第五，党建要与会建同规划、同部署、同考核。 有些商会把党建当成“包袱”，单独搞一套人马、一套活动，结果两边都累。我们坚持支委和秘书处合署办公，支部活动与商会活动统筹安排。比如开会员大会时，先安排一堂微党课；组织考察时，同时开展党员主题实践。这样既节省资源，又让党建真正融入商会的血脉。
八、二十年最深的感悟
有人问我：当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近二十年，最难的是什么？我觉得不是跑腿、不是协调、不是写材料，而是“耐心”。有的会员企业找你帮忙时热情似火，问题解决了可能一年都不露面；有的年轻企业家不理解商会价值，觉得交了会费没看到立竿见影的回报。这时候你不能急，也不能抱怨。商会的服务很多时候是“润物细无声”的——你可能帮他对接了一个客户，两年后才成交；你可能提醒他注意一项政策，三年后帮他规避了一次大风险。
也有最欣慰的时刻。每年年会，看着台下几十桌乡友推杯换盏、谈笑风生，看着新入会的年轻面孔，我就觉得这二十年没有白过。前几年有一位老会员退休回老家，临走时特意到商会办公室坐了一个下午，他说：“叶秘书长，我在这个城市二十年，商会就是我的第二个家。”我当时鼻子一酸，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。
异地商会是中国民营经济生态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。它既不是行政机构，也不是纯粹的商业组织，它是乡情的纽带、信息的桥梁、权益的堡垒、成长的平台，更是党建引领下的一方温暖家园。作为秘书长和党支部书记，我愿意把接下来的几年继续献给这份事业。也希望更多的同行能够坚守初心——服务二字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要用整个职业生涯去践行。（成稿于2026年5月27日）
江西省安徽商会创会秘书长叶文榜 （江西省安徽商会 供图）
作者：叶文榜，1969年10月生于安徽无为，中共党员，大专学历，现居江西共青城。现任江西省安徽商会秘书长、党支部书记，系商会创会秘书长及缔造者之一；同时担任政协共青城市委员、共青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早年从基层工人起步，2008年参与创建江西省安徽商会，此后连任秘书长至今。牵头成立多个徽商联盟，为会员企业撬动超百亿银行授信。在其推动下，商会先后荣获“全国四好商会”“全省四好商会”“全国先进徽商商会”“全省先进社会组织”“全省工商联系统先进商会”等称号，秘书处多次被评为“全国徽商商会先进秘书处”，成为赣皖两省屡获殊荣的异地安徽商会。个人先后荣获“全国徽商商会功勋秘书长奖”“全国徽商商会优秀秘书长奖”“全国优秀商会秘书长卓越管理奖”等十余项荣誉，多次获评“全国徽商商会优秀秘书长”，并被评为“全省社会组织优秀工作者”“全省社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”“共青城市优秀共产党员”。事迹入选《天下徽商丛书·秘书长专辑》《徽商大典》。工作之余笔耕不辍，设计江西省安徽商会会徽并撰文深度释义，拟定《江西徽商商训》，创作《徽商赋》《江西徽商赋》《共青城赋》《叙伦堂赋》《从无为到共青城——一个徽商家族的世纪回望》《徽商路上追梦人》《商会运营管理的实践与思考》《从肩扛电缆闯市场到执掌数亿企业，一个“徽骆驼”的赣鄱三十年》《徽酱赞》《“徽骆驼”孙立红其人其事》《安安铝业安天下 徽商精神放异彩》《徽商新生代精英：张强强在哪》《芜湖黄万普在共青城用9000元办公司》《太湖禅风孕育金融才俊》《安徽商人曹以德：我是共青城“创二代”》《风雨创业路 勇立潮头人》等诸多文学创作。同时投身家族文化建设，兼具商界实践者与文学创作者的跨界视野。